卷首

说一声再见，却永远无法忘却。2008年，有泪水有欢笑，有悲伤有感动，那些喜怒哀乐百感交集，一一被晕开，泼洒到极致。

说一声冰雪再见，我们无法忘却，在人潮汹涌的车站，递到手中那碗只略带了体温却无比暖心的清水，在冰封千里的深山，用生命铺就的坚实的回乡之路。

说一声汶川再见，我们无法忘却，数万同胞家园崩塌，数十万子弟兵奔赴灾区，温总理在黑板写下的“多难兴邦”，请努力保持和升华在那一瞬间迸发出来的普遍而高尚的人性。

说一声北京再见，我们无法忘却，金牌与激动的泪水，还有“无与伦比”的北京之夜，这一次我们眼含的不是悲伤的泪水。

说一声太空你好，我们无法忘却，在渺茫太空里舞动的五星红旗，当我们的大地承受太多，记得仰望星空，那里有更广袤的世界。

说一声台北你好，我们无法忘却，整整59年，终于跨过那道浅浅的海峡，飞向熟悉而陌生的土地，飞向分别已久的同胞兄弟。

这一年，注定了要为我们留下太多的回忆，而三十年来的跨越，也正给了我们克服灾难、创造奇迹的勇气和力量。我们要回望这一年。这不容易而又不平凡的一年。

卷尾

烟火即将升腾，2008卷迭收起。我们重新翻阅了过去12个月的记忆，回溯每个一起走过的瞬间，心底倏然五味杂陈。

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走过了30年，现在站在下一个改革开放30年的大门前，它正在开启的大门中透出黄金般的光芒，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期待。

我们办成了奥运，把勇士送上了太空，却没能生产出一杯让人放心的牛奶，企业在做着帝国梦的时候对质量选择性失忆。而我们怀里的孩子，他们应该得到最美的祝福，享受健康的生命。

来自华尔街的强震比我们预料和估计的更严重，这个经济的冬天比以往更要难捱，也许此刻正有人接到了裁员的通知。4万亿给了我们滚烫的炭火，但战胜困难需要冷静地想想科学发展。

土地的改革在30年前的基础上被推进，“土地流转”又会成为载入共和国历史的热门概念。瑞雪纷飞，我们数以亿计的农民兄弟，正看着他们脚下的泥土里生长出新的希望。

还有更多的事仍待我们细细回味。华南虎皮仍然苟延残喘，在法治的中国，亿万网民依旧会追寻真莫道不消魂相；杨帘卷西风佳被执行死刑，探求背后的动机和原因，或许才能真正告慰六位殉职的民瑞脑消金兽警；林嘉祥已被免职，还会不会有人自恃权重把老百姓“算个屁”？

温州12·12重大火灾记者再调查

 如果仅仅是其中任何一个“巧合”，都无法使矗立了10多年之久的温富大厦，一瞬间陷于灾难当中。而当这些“巧合”一一串连，最终形成一排多米诺骨牌时，哪怕轻微的一指之力，都可能产生令人瞠目的巨大能量，使大厦轰然毁灭。
根据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A.怀特海德制作的多米诺骨牌，第一张指甲盖大小的骨牌，当以1.5倍体积不断放大后，形成的第32张骨牌，将能推倒摩天大厦。
大量可燃物品、逃生后又返回的舞者、薄弱的消防意识……在记者连日的调查和官方逐渐公布的消息中，一块又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被找到。12月17日，火灾发生5天之后，记者第一次得以进入温州温富大厦火灾现场。来自各方的专家，仍留在现场，在一片灰烬中，寻找最初倒下的那一块“多米诺骨牌”。

没有一丝火星的舞厅
穿越包围在外墙的蓝色幕布，进入昏暗的一楼朵朵鲜花店的店堂，目前已经被证实的是，火灾的起火地点就在这家花店。燃烧过后的余烬气味，仍然扑鼻而来。在清洁工连日清理出来的通道两侧，仍然堆积过火的节日商品，工人们正在把一个个烧得变形的铝制花架，抬出屋外。
在临时点起的灯光下，事故调查组的专家，仍在一一鉴别现场的痕迹，以还原火灾发生时，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的头顶，是一个用钢架搭起的阁楼，原先铺设的木板和三合板，几乎已经全部烧成了木炭。
如果不是已知的这场大火，如今的二楼舞厅，看上去一如一个日久废弃的场所，只有那些烟尘落尽的地面，还能让人唤起当天这里的喧嚣。大多数的桌椅，还整齐地被摆放在原地，甚至很少有倒地的，一两把椅背上，还挂着外套。
一些被堆在大楼后侧窗下的椅子，是少数火场逃生者留下的。可以想像的是，在浓烟开始引起人们注意的最初时刻，绝大多数人就已经有惊无险地撤离了舞厅，因为这里并没有看到一点火星。
那么，最终使人致命的浓烟，是怎样涌入这里的？

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舞厅前侧的窗户、栅栏、墙壁，已经被当天试图攻进舞厅救援的消防员破拆，原来在窗外，是一个高达三楼的巨型的朵朵鲜广告牌。
这个在马路上隔着很远就能看到的广告牌，正是这场灾难中，倒下的其中一块骨牌。“当一楼的火势蔓延开来，产生的浓烟冲出店外，这个广告牌恰好成了一个自然烟道，使燃烧产生的大量炙热的浓烟，一下子上窜并卷进窗户，这高温的烟，可以瞬间致命。”消防人员说。
最早到达的温州消防勤奋路中队和广场路中队首攻，在二楼、三楼救出30多人。随后赶到的特勤大队，从前后两个方向，以高压水枪掩护，再次试图攻入舞厅。“烟浓到什么程度？两个人面对面，提着强光灯，头盔碰到一起，才知道对面有人，高压水枪掩护着，人也只能匍匐前进，内攻的人，平均每人换空气呼吸器5具。”特勤大队教导员金肖健说。
而大火的燃料，许多来自花店的塑料花以及包装纸，“都是高分子聚合物”，这些含有毒素的物品燃烧产生的浓烟，正以无法想像的速度，向高楼涌去。

烟！烟！烟！
“我一接到命令，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典型的高层建筑火灾。在这种情况下，烟弥漫的速度，是30秒/100米。事实上，这幢101米高的大厦，全部进烟，用不了1分钟。”特勤大队副大队长汪晓伟说。
汪晓伟马上和金肖健分好工，带领特勤班三名战斗员，携带全套装备，由登高车爬上三楼平台，破拆进入402室，由此展开逐层救援。
“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问题，几乎每一层的疏散楼梯间的防火门，都是敞开的！”汪晓伟说，“整个大楼，成了一个巨大的烟囱，浓烟不仅仅占领电梯井，还沿着这些本来封闭它们的通道，占领大楼里所有的空间。”而这些浓烟，直到5天后，仍然在低矮的每一个楼层中，都留下隐约的呛人气味。
现实的情况是，住户为了方便，常常把门打开，还用东西卡上或者堵上自动关闭的门，让大楼又失去了一道防线。此时，“多米诺骨牌”倾倒的力量，正在以几何倍数增长。
汪晓伟带着战友，背负着重达25公斤多的全套装备，继续向上艰难搜索，“越往上，烟又渐渐开始浓起来，19层到28层，浓烟因为出不去，堵在了这里。”这个时候，他们接到了一个任务：20楼和21楼的2号电梯，一名女子被困，已经失去联系。

毅然坚挺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
温富大厦公寓2102室的高女士已经怀有四个半月的身孕，火灾发生时，她正准备出门，进入电梯后，电梯刚启动就停电了。误以为是停电的她打电话给母亲，仅仅5钟后，浓烟就已经开始灌进电梯，高女士开始慌乱，不停地给母亲打电话求助。母亲和邻居们已经无法救出她，只能向电梯缝泼了些水，又被逼回屋内，急疯了的母亲是被邻居强拖回屋的。
汪晓伟用钥匙打开了电梯门，30厘米的的缝隙，只能由身材瘦小，身手敏捷的专勤班长王夏淼钻入。“一片黑暗，我在角落里摸到了一个还有体温的人，已经没有知觉了。”王夏淼把高乐蓓努力顶了上来。
“下不去了，她已经窒息了，如果下21楼，恐怕也保不住了。”汪晓伟临时决定，就在21楼，找一个暂时还没烟的房间，进行抢救。
在西面的2106室，这时还没有烟，还有三个住户守在里面。高女士被抬进房间内，用刀子翘开她紧闭的牙关，用调羹顶住舌头，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高女士有了生命迹象。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她是一个孕妇。这时候，从803室疏散出来的一个住户，站了出来：“我是外科医生，接下来的事，由我来处理吧。”
摘下了空气呼吸器滤灌的汪晓伟，环顾了一下四周，作了一个大胆、在事后被证明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63个住户的“诺亚方舟”
此时，源源不断由各方赶来的消防官兵，在第一时间集聚到事故现场，逆着疏散住户的人流，向上搜索前进，两股人流，在闪动着强光灯射线的昏暗楼梯里，擦肩而过。
无数年轻的战士，背负着沉重的空气呼吸器，在28层高的大楼里，上下搜救疏散住户。“一两个来回，就没力气了。而缺乏防护的住户，如果从高层下楼，恐怕也难保安全。”汪晓伟说，“我在对讲机里向指挥员联络，要求就在还没有烟的2106室，设立前沿指挥所，并在这里收集由20楼以上疏散出来的部分住户。”
指挥部立即同意了他的要求，而2106室的住户，三个租住在这里、次日就要返回美国的华侨，也马上接受了他的请求。
屋子里所有的容器，都被接上了水，以防火势蔓延上来。高女士的母亲先被背到了这里，当听说女儿已经得救时，刚才还急得暴跳的她，顿时晕了过去。2703室的一对母女，也被接到了这里，1908室的7个惊慌失措的人，也被转移来此。20层以上滞留的住户，被消防员一一敲开门，转移到了这里，在100来平方米的房间里，聚集了63名住户。被严密防守的房门，也始终没有放入大量浓烟。
大约离火灾发生5个小时之后，下午1点多，楼道里的烟不再那么呛人了，63名住户，分三批撤出大楼。
汪晓伟和战士们卸下了两捆各长50米的绳索，万一火势向上发展，这将是他们救人和自救的最后手段——幸运的是，大火最终被扑灭在一楼。

公司高管间流传300亿大单
陈玉兴从一开始就不太相信，杭萧钢构能够吃下300亿的大单。他在法庭上一再强调，正是因此，他才不断地一次次去求证这个消息。
2007年1月下旬，距离陈玉兴2006年底从杭萧钢构辞职不久，他就从杭萧钢构安徽子公司总经理王更新处获悉，杭萧钢构正在洽谈一个18亿左右的合同。2月初，他又向王更新询问进展。他也开始关注起杭萧钢构的股票：“K线图显示，杭萧钢构严重滞后大盘，同时，2月10日有一个1.5亿的中标合同，这说明杭萧钢构至少有短线机会。”陈玉兴说。
就在此时，2月11日下午，在杭萧钢构事业部经理罗晓军的邀请下，陈玉兴去参加了一次聚会，喝茶时，谈及公司的近况时，罗晓军透露，他从公司一位全程参与了这笔巨额合同的意向谈判过程的高管处得知，公司正在洽谈安哥拉一工程项目，金额高达300亿。
陈玉兴当即避开大家，打电话告知与他合作炒股的王向东。指令他于次日全仓买入杭萧钢构股票。仍不放心的陈玉兴，回到茶桌旁后，再次向罗晓军求证这个300亿合同的情况。
而王向东从2003年底开始，就一直和陈玉兴合作炒股，他们以王向东出资，陈玉兴下指令的合作方式，以“7/3”的盈利分配比例进行投资。几年来，王一直在按陈的指令进行交易。
这一次也不例外，王向东没有多问，第二天，就买入“杭萧钢构”股票2776996股。

董事长年会上透露“国外项目”
而在杭萧钢构股价异动之前一天下午发生的事，成为昨日庭审中争论求证的一个重要细节。2月12日下午3点，正值杭萧钢构和中基公司的合同谈判处于收尾阶段，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在公司2006年度总结表彰大会的讲话中称：“07年对杭萧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如国外的大项目正式启动，08年股份公司争取达到120亿，集团目标为150亿。”
“国外的大项目”，对于台下超过300名、其中至少80%是和该信息无关的杭萧钢构员工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作为公司证券办的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罗高峰，在庭审上的回忆是，当天出差刚回来而并没有参加的他，下午在公司里多个部门，都听到同事们在谈论这个“国外的大项目”——来自安哥拉的300亿大单。“这些议论的人，高、中层都有，低层也有。”罗回忆说。
对于在此前的月31日陪同单银木宴请公司独立董事的罗高峰来说，他更确定了这个“国外大项目”的存在。
陈玉兴的电话来得很巧。尽管在当天上午，王向东已买入2398600股。对于这个300亿的大合同，陈玉兴显然还不放心。

曾经下属违规泄露信息
曾任杭萧钢构证券办主任的陈玉兴，是罗高峰的老上司。“他对于我来说，亦师亦友。”罗高峰说。陈玉兴找对了人，在公司原董事会秘书提出辞职后，信息披露工作由罗高峰具体负责；陈玉兴又找错了人，对于信息披露，罗高峰是实质上的直接责任人之一。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陈玉兴给罗高峰打了两次电话，因为罗高峰正在忙，二人未能详谈。而当傍晚17点左右，罗高峰给陈玉兴回电话时，两个人谈起了“安哥拉项目”。
在庭审上，两个人都表示：“是对方先主动谈起了‘安哥拉项目’。”但不管怎样，陈玉兴从罗高峰口中，又一次证实了这300亿的合同。当晚，陈玉兴将信息和信息来源告诉王向东，并再次下令买入“杭萧钢构”股票。次日上午，王向东买入2398600股。陈玉兴将罗高峰委托其管理的晁某股票账户也买入42800股。
此后，据检方指控，2月13日下午，罗高峰打电话将合同已草签的情况泄露给陈玉兴。陈叫罗获取合同文本，并告知将晁某的账户也买入了“杭萧钢构”股票。
随后，陈玉兴指令王向东于2月14日将账户里的所有资金，以涨停价买入股票1787300股。罗高峰到公司佳节又重阳法务部获取合同文本未果，就将公司开协调会和次日出公告及公告的具体内容泄露给陈玉兴，陈玉兴又指令王向东继续持有股票。
3月15日，陈玉兴从罗高峰处得知，证券监管机构要调查，遂指令王向东于次日卖出股票。3月16日，王向东将6961896股全部卖出，获利4037万元。4月10日，陈玉兴将晁某账户里的股票全部卖出，获利367810.9元。

农村民房如何避免台风“灭顶”

温州政协委员建议加强村镇民房建设管理

本报驻温州记者 胡轶笛

早报讯  距离那个可怕的夜晚已经8个多月，苍南县金乡镇河尾垟村的村口，新规划的农民新村，已经基本建设完毕。在去年坍塌的房屋遗址前，几个三、四岁的孩子在村里健身设施前玩着。

或许是他们还太小，那场灾难在他们脑海中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恐怖印象。而温州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政协委员张清华所希望的，是这些孩子懂事之后，不再被打上灾难的记忆烙印——他们赖以生活的家，应该守护他们的生命。

在那场灾难过后，农村建房几乎仍处于“原生态”的问题，更加尖锐地显现在张清华一样的专业人士心中。我国的建设管理体系并没有把村镇民房纳入其中，以规范农村建房等建筑活动。

这正是像张清华们所焦虑的问题。

被当作避难所的房子，却造成了河尾垟最大的伤亡

台风中的惨痛记忆

17级大风裹着几乎集束的雨点席卷而来，2006年8月10日午夜，苍南县防汛指挥部的台风走势图，让每个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为震惊：登陆之后，“桑美”并没有在行进过程中出现螺旋散开，它把一路带来的风雨，紧紧围绕在自己中心。

与此同时，苍南县龙港消防中队，台风使这里电力中断，一片漆黑。经历了近7个小时的抢险救援，所有的官兵还没喘上口气，传来了更让人震惊的消息是：23时30分许，金乡镇河尾垟村一幢砖混结构民房，发生倒塌。

两辆消防车9名消防官兵迅速奔赴现场。“河尾垟离县中心较远，台风袭击下，水陆不分的乡间小道只能弃车徒步，消防官兵抬着几百斤重的器材冒雨行进。”现任苍南消防大队大队长，时任大队副教导员邱明回忆说。

11日凌晨0时30分，邱明带领救援组到达现场后，急忙带领两名士官分组寻找生命。呈现在消防官兵面前的是被压碎的窗户，还有多名被困者的腿。“几乎一片全黑，又不能用大型挖掘工具，下面全是人啊。”邱明说。消防官兵只能用小锤一点点敲击混凝土，用手将小石块从被困者身上捡出。

一个又一个幸存者被扒出，面对人力不可对抗的天灾，生命显得那么渺小，5时50分，最后一名幸存者被救出。直至8月11日上午9点，事故现场全面清理完毕，废墟中先后有7名幸存者获救，但是有更多的村民罹难。让人更为震惊的是：正是这幢吃人的房子，因为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砖混结构房屋，被许多村民当作了临时避难所！

天亮以后，当时正在河尾垟采访的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许多被台风毁掉的类似房子，几乎像被抽去了主心骨，比倒塌更贴切的一个词是：坍塌。

村民眼里“安全”的房子，其实存在致命的缺陷

新建房坍塌之惑

在“桑美”台风中，重灾村河尾垟共有138户175间房屋倒塌，在整个苍南，2万余间房屋倒塌，17万多间房屋受损。在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中，温州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政协委员张清华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006年8月16日，由温州市政协主人比黄花瘦席蒋云峰带领的救灾慰问组到受灾严重的苍南金乡镇，随行的张清华与温州市城建院环境设计所所长方岚等建筑结构方面的专家，对现存民房的倒塌原因进行调查。

实地调查的结果不仅让人痛惜，更多的是震惊。“如果这些村民稍微懂一些建房的知识，有些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张清华说。在当地许多村民眼里，新建低层砖砌体结构民房是“安全”的。

这正是让张清华最忧心的：“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这些新建低层砖砌体房屋存在致命的结构缺陷！”事实上，包括上述的那幢房子，许多在台风中几乎彻底坍塌的，正是这些“安全”的房子。

除了2层低层木房屋、低层砖木房屋外，近年来苍南新建民房主要是2层至4层低层砖砌体房屋，它们前后纵向外墙开门、窗户较大，中部均为木楼梯，内部没有设置纵墙，有些也没有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圈梁），房屋的整体性差，房屋的纵向抵抗变形能力更差。

“桑美”台风中，苍南县许多这种类型结构的房子山墙的顶层首先倒塌，导致现浇混凝土屋面板断裂，砸落在下部的楼盖上引起整体坍塌。

“打圈梁、砌实墙、有立柱、现浇板。”

指导意见助力灾后重建

返回温州后，根据温州市委、省建设厅的要求，温州市建设局组织有关建筑结构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拟就《苍南村镇民房灾后重建技术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重建民房抗风措施的关键，是在房屋的四角及内外墙交接处，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在基础顶面、每层楼盖和屋盖处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以提高房屋的结构整体性；在房屋的中部，应至少设置一道贯通对齐的纵墙，而且墙厚不应小于24厘米，以提高房屋的整体性，特别是房屋抵抗纵向变形能力。（以及避开抗风不利地段和低洼地带，建立抗自然灾害的公共避难场所，设置临时避难间等）。

“打圈梁、砌实墙、有立柱、现浇板。”一时间成了苍南农民熟记在心的标准。温州市把灾民安置摆在首位，把房屋重建作为重中之重，努力实现“两个确保”，即“确保2007年春节前80%以上的倒房重建灾民搬入新居、确保100%灾民有温暖安全的过冬场所”，原拆原建、易地迁建、集中建灾民新居……苍南的灾后重建，以一种奇迹搬的速度实现着。

农民不是不想把房子造好，而是不知道怎样把房子造好

农民建房的质量担忧

在苍南灾后民房重建过程中，温州市建设局又多次组织有关专家去灾区检查施工情况。政府指导的重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从检查情况看，“一些农民零散的自建房，并没有像重建房一样的贯彻执行《意见》中的一些措施；老的房子也没有管理，农民按自己的想法去翻修。”张清华的语速很快，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村镇民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很大、很多。”

“农民造房有个盲目性，很多民房无图施工，看你这样造我也这样造，好的经验传得快，坏经验传得也快。有图施工的又缺乏监督。”张清华说。

更有现实意义的是，“在温州乃至我省沿海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农民的房子越造越高，越造越复杂。同时，我省沿海每年夏秋之交台风灾害集中，所以，房屋的抗风就非常重要。可实际上，农民造房的钱没有花在刀口上。比如有些多层砖砌民房，农民都知道用好砖，但是施工不好，房子的整体刚度就不够，墙体结构就是散的。像这样的房子，碰到‘桑美’这样大的台风怎么办？如果有圈梁、构造处，加一道纵向砖墙，就会好很多。如果越造越复杂。”

症结在哪里？“问题就在于管理体系的缺失。”张清华一针见血。

农村的房子越来越复杂，管理却原地踏步

管理体系的缺失

苍南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灾后重建中新规划的农民新村质量都能够得到保障，张清华所提到的问题，集中在一些零散的自建房、违章建筑上。近期，苍南县有关部门已经在集中整治。

但真正让张清华忧心的是，我国的建设管理体系并没有把村镇民房纳入其中，村镇民房建设唯一的管理部门就是市、县规划建设局下属的分局或所，这些分局或所的管理功能主要是控制建设规模，而对建设选址是否合理、安全，建设质量是否满足居住要求等，没有进行管理。“图纸谁画的，施工谁施工的，怎么施工的，它也没法管。而且农民瑞脑消金兽意识也不够，而且没有法规的东西，突然去管也很难的。”

“城镇建房管理，早期开始就要求有设计、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施工、还有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的监督。从90年代初开始，再一步步得到加强， 90年代中期引入了施工监理、2000年前后增加了设计审查。而农村的房子越来越复杂，管理却原地踏步。” 因此，尽管灾后重建政府很重视，但是，张清华的感受是：“知道该怎么做却没有专门的人力，管理体系缺失力气用不上，一下子管理农民不理解。”

如果把把问题抓到点子上，反倒是省了钱

花小力气出大效益

 “新农村建设要努力的地方很多。而像河尾垟这样的农村，当务之急是加强建房管理，把房子造好。要让老百姓在安全的房子里呆着。老百姓安居才能乐业，没有生命一切都是空的。”张清华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地区，每当台风来袭时，大家都躲在房子质量有保证的家中，等待台风过去。相比之下，“在我们国家台风影响地区，抗台的时候要花很大费用，转移很多人。往往是学校防台学生放假回家，回了家再转移，转移又回到质量好的学校里。”

张清华开始琢磨，加强村镇民房建设管理，就要把农村民房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管理体系这个大框架。“农村建设花大力气出大效益，比如康庄大道，的确很好。但有的地方可以花小力气出大效益，就是管理。”

为此，在温州“两佳节又重阳会”期间，张清华便拟就《关于要求加强村镇民房建设管理的建议》提案。他原本打算作为个人提案提交上去，温州市科协的其他委员看到该提案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急性。大家于是把它作为温州市科协的集体提案提交给两佳节又重阳会。温州市政协提案委接到提案后极为重视，安排张清华参加两佳节又重阳会共建新农村专题座谈会。从技术支持、政府指导两个层面，阐述了加强村镇民房建设管理。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农民造房怕东卡西卡，怕花钱。可不管的话要出问题，要引导农民怎么花钱。比如通过设计可以节省造价，政府出钱编制通用图集供农民选择。这样看的话，加强民房建设管理，反倒是省了钱。”张清华说，“台风是每年都来的，再过三四个月又要进入台风季节，抓好村镇建房的质量，现在正是最佳时刻。”

政府应根据专家的意见采取有效措施，不能把问题留给农民自己解决

政协提案为农民安居乐业

《关于要求加强村镇民房建设管理的建议》提出，应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尽快制定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

1、对建设用地应科学选址，选择抗风、抗震有利地段，在不利地段建房，政府应根据专家的意见采取有效措施，不能把问题留给农民自己解决。

2、根据建设用地的建设规模、内容，预先做好场地的初步勘察，无偿供农民建房使用。

2、应组织设计人员编制具有较强适用性、针对性的村镇民房通用图集，供农民建房选用，降低建设成本。同时，要加强宣传，做好示范工程，鼓励农民采用通用图集。

3、对没有采用通用图集的民房，要求交由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否则，不发规划许可证，杜绝无图施工的工程，这是控制民房建设质量的前提。这样做虽然增加了设计费，但大部分民房的建筑设计都很简单，设计费其实很低，再者，由于通过正规的设计，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使建设造价更加经济合理。而对一些复杂的民房，如果不经过设计，安全是无法保证的！

4、应对现有的施工人员进行培训考核，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这是控制民房建设质量的关键。

5、应对现有的技术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同时，还应适当扩充技术管理人员，对村镇民房的施工质量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使以上的一些措施得到真正的落实贯彻。

（《意见》）本身出于无奈，因此在实施中缺乏强制力

能否为我省村镇农村建房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对在我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要求建筑活动应当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国家的建筑工程安全标准。据此，国务院又以279号令颁布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但《建筑法》又特别规定了“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

 “这致使农村建房只要平面上按村镇规划布置，用地上按《土地法》取得宅基地外，其他建筑活动全过程基本上处于‘原生态’，既无工程设计要求，又无施工者资质的要求，更无工程质量的要求。” 温州市建设局局帘卷西风长陆光中专门撰文指出，在“桑美”台风过后，温州市建设局组织编制的《苍南村镇民房灾后重建技术指导意见》也正是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以《意见》的形式下发，其本身出于无奈，因此在实施中缺乏强制力。

陆光中认为，要保证农村建房的工程质量，提高抗灾能力，首先必须对农村建房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浙江省农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实力，应考虑在省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常委会的立法范围内，制订一部适应浙江农村或部分经济较发达村镇农村建房的管理办法，以规范农村建房等建筑活动，来保证农房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保护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早报讯  年轻时从外出谋生到返乡之间，平阳农民张碎孙恰好错过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很多年以后，当他再次细细地端详着自己东一块、西一块补丁似的承包地时，他觉得自己“吃亏”了——村里绝大多数的耕地，都被征用了。这意味着他将损失一大笔征地补偿。

“对于张碎孙来说，这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公平。但作为检察官，我们首先要维护的是法律的公正。这是我们的职能。”平阳县检察院民行科科长王芬芬说。在张碎孙告赢了平阳城东村民委员会后，当地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抗诉，并最终抗诉成功。“同样，法理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维护对他的公平，这也是我们的职能。”

    不仅仅是张碎孙，在王芬芬乃至她的“对手”看来，这种公平，本应该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

并不存在的0．67亩承包地

1977年间，当时24岁的张碎孙，跟随父亲，离开了世居的平阳县昆阳镇城东村，外出务工。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家乡，他并不知道，这个年代，整个中国正酝酿着一个巨大的、振奋人心的变革。

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18位农户，提出了“包产到户”，从此便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84年间，平阳县昆阳镇城东村，也开始推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但是，由于没能通知到，远在外地务工的张碎孙未能返乡，由于国家法律不允许撂荒或者弃耕，城东村村民委员会，便将本属张碎孙承包的土地份额，交由该队其他农户承包。

而当1985年，当在外奔波多年的张碎孙，再一次出现在乡亲们的面前时，村委会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村里没有留下一分机动土地，张碎孙原本应承包的土地份额，也就无法落实。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1991年开始，村委会先后从同村的蔡延教、尤美华等户，分别调剂了1.45亩、0.48亩土地，给张碎孙耕种。

能够在这1.93亩土地上耕种的张碎孙，也就没有向村里提出更多的要求——直到农村城市化步伐的越来越快，城东村的农田，绝大部分现在已经被征用。

张碎孙觉得自己是吃亏了，因为“村里还欠着我很多地”。按照他的计算，自己耕种的1.93亩土地中，1.32亩还在耕种，0.61亩已被征用，除了得到其中0.13亩土地征用补偿，其余的1.1500567亩土地承包权至今无法落实，村委会也未给予土地征用补偿。

他找到村委会，要证实自己这个想法。“这是历史问题，”在开证明的时候，现任的村干部也很无奈：“80年代的事，我们都不清楚怎么回事。”按照他的要求，2004年12月2日，城东村委会出具《证明》确认，张碎孙“按十五年预测承包田应得2.600567亩”。

拿着这纸证明，2005年3月30日，张碎孙与其妻儿向平阳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城东村委会确认其2.60056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支付期于土地征用补偿款、兑现安置房。

这一张诉状，拉开了日后几经波折的官司的序幕。

承包地征用补偿官司历时三年

平阳县人民法院认为，张碎孙作为城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之一，依法享有与其他成员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以及土地征用补偿权利。而张碎孙在没有得到期于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随之在土地被征用后不能得到相应的安置补偿，这一后果属于城东村委会的侵权行为所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城东村委会予以补偿。

法院随后作出一审判决，由城东村委会赔偿张碎孙户1.1500567亩土地的征用补偿费和安置房优惠价购买权。

此时此刻，正在进行换届选举的城东村委会，尽管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却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被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无奈，该判决生效以后，城东村向平阳县检察院提出了申诉。平阳县人民检察院介入后，却发现这个判决，存在一个“先天不足”。“土地这个东西，天上不会掉下来，地里不会长出来，有它的特殊性。”平阳县检察院民行科科长王芬芬说，“仅仅因为村里绝大部分农田被征用，就认定未实际承包的土地应该按照被征用土地对待，影响到了案件的正确判决。”

在这种考虑下，平阳县检察院提请温州市检察院，于2006年3月24日，向平阳法院提出抗诉，认为城东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能直接采纳作为张碎孙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而张碎孙也无权主张尚未取得实际承包经营权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

2006年11月15日，平阳法院再审判决，撤消原审判决，并判城东村委会按0.48亩土地，赔偿张碎孙户征用补偿费和安置房优惠价购买权。

3天后，不服判决的张碎孙提起上诉。2007年4月19日，温州市中级法院终审维持平阳法院的再审判决。

传统习俗不能代替法律规定

案子最终抗诉成功，但这对于平阳县检察院民行科科长王芬芬来说，这已经历时一年多的工作，还并没有结束。多年工作的经验告诉她，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思考。而她多年的朋友、也是这个案子里的“对手”：张碎孙的代理人、浙江九洲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严江平，又成了她的讨论伙伴。

“农村经济组织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农村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土地的使用者，农村经济组织中的个体成员或生产小组，一经承包土地，便是土地的经营者。这里出现了三种土地权益：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是土地使用权的实现形式。”严江平说，“集体对土地的物权，是一种完全的物权；承包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物权法》认为是一种用益物权。失去承包地的承包户，应该得到征地补偿。”

但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承包人的家庭变故，放弃承包，或者未承包等情况，都会造成承包关系的变化。在分配集体经济利益时，而他们是否也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严江平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有：经济权利和集体事务管理权二大权利。但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怎样去界定，实践中，有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我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另一方面，包括失地的承包户在内，本集体经济利益按照怎样的比例进行处理，我省也没有具体的规定。”

 “所以，一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使在以村民会议形式讨论决定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案时，随意性太大，往往不能坚持平等原则，以传统习俗代替法律规定。”王芬芬认为，“另一方面，征地补偿应该如何更好使用，怎样在城市化进程中，为其成员建立社会保障、提供就业、掌握劳动技能等。”

“近年来，我省各地已经在积极开展深化完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我想，农村社会生活极为复杂，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应该要立法，使公民能够得到公平、公正待遇。”王芬芬说。

现实中的公平

“如果说公平，那么我也可以很坦诚地说，这个案子，对于被申诉人（张碎孙）来说，的确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没有得到足额的承包地。那么，他的损失应该怎样去补偿？”这是王芬芬思考的现实问题。

王芬芬认为，首先，村委会应该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如集体所有土地被征用，应使被征用土地的经营者、未被征用土地的经营者、及未落实土地承包权的村民，都作为村集体一员均等享受待遇，并且能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其次，村委会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转办三产，解决农村失去土地和没有得到落实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就业，并且由三产产生的利润，解决他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提供强有力的社会保障。“这样才能为打造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基础。”王芬芬说。

这两年多来，已经对搬家深恶痛绝。

2004年的7月，从学校搬回老家。其间变卖所有被卧，留给黑心商人制成黑心棉变卖给新生，我们用预支的新生的健康，换来了酒肉，摧残我们自己的健康。只留下两大箱子书，作为曾经书生意气的唯一证据。

半个月后，收拾两袋被卧、一箱衣服、几本书搬到杭州，在昏暗的小屋子里抽烟、往返于床上与床下、卧室于厕所、楼上与楼下烟店和小饭馆之间。

同年8月，带着原本那些东西，搬到金华，住在一个自以为略有些情调的农民房的顶层，夜夜吃薯片喝啤酒看月亮吹风，楼底下的民工哥们姐们，正用很大的音量放着“你到底爱着谁”，间或传来炒菜或者婴儿的哭闹。

同年11月，还是那些家什，齐齐搬回杭州。这一次倒是省去了拆包的力气，几天之后，郑巍大人手持一本三联、像一个早年进城现已成为城市新贵的大哥一样的形象，带着一个拉着个堆了破纸盒的半旧拉杆箱、提着一大一小两个编制袋的远房农民表弟，在宁波南站碰头。过了个年，楼下的东北小饭馆换了一茬小妹，蘸饺子的醋还是一样可口。

2005年的3月，还是这些个东西，又换了住处，搬家显得跟银泰打折日一般正常，两只手提了东西，一辆起步8块4公里的出租车，就搬进了新住处。楼下那家小饭馆的橡皮鱼永远都是冷冻得硬邦邦，劳务市场对面一个破败小店面的安徽夫妇，会做一手地道的水煎包。只是这一次，拉杆箱的拉杆坏了，这个陪了我5年的箱子。

同年5月，上旧货市场淘了个电脑桌，还是原来那些东西，一辆颇有宁波特色的货的，神奇地左冲右突开到一个逼仄的单元楼下我真不知道那师傅是怎么把车倒出去的。小段同学蹦着就下来给我开门，从此间或跟小段妈妈谈人生谈理想，大多数时间里，为了保持大环境的空气清新，我在小环境里用抽烟代替蚊香抵御蚊子的进攻，时常用对面巷子里的小海鲜向林丹姐姐发射糖衣炮弹以化解钱江晚报的威胁。

同年年底，诧异地见识了母女俩合住的稳定性：44个大包跟我的4.4个大包让单身男青年体会新中国成立时的一穷二白。这个冬天我日日熬夜过着暖空调热咖啡旧电影的德国时间。为了打发写稿之后的垃圾时间和正常的作息时间之间的无聊，同老卢、严姑娘、杨胖以及小段，搜寻一切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麻辣火锅类食物，名义上是欢送老卢班师回朝，事实上也成了大家确确实实的散伙饭，其后不久，杨胖在与小段进行一两次没滋没味没人抢食没人揶揄的无聊夜宵行为之后，飞往祖国首都。

2006年的2月，将4个大件快递去温州让夜游同学和夜游同学爸爸忙活了一阵，从此陷入与小强的苦苦鏖战，楼下6块钱的排骨面成为主流。城西街的美女们一到天色昏暗便匆匆离去在夜晚只留下一条空空如也的鬼街，但并不妨碍老卢专程前来流口水。这里也成了我这两年来呆得最久的一间屋子，但平均下来，仍然不到4个月就搬一次家。

在买新的衣物的同时，旧的衣物也被我无情地丢弃掉。还没有真正地打包，已经无数次的锻炼，使我的打包技术日渐成熟与精湛，利用任何一点可利用的空间或许这次仍旧还只是保持5个以内大包的水准，然后奔赴下一个新的住处，只是不知道，下一个城市会是哪里。当你一眼就可以看到终点是离开的时候，就无论如何不会对一个事物、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城市产生感情，同时刻意地去强调他们令你厌恶之处。就如直到现在，破旧的拉杆箱里仍有衣服从没取出，已经揉巴得像干菜一样的纸盒，里面还装着许多没有取出的书本和工具杂物，仿佛在不知不觉中，有了种随时开拔的习惯。

随之而来的，只是以熟悉的心态去面对一个陌生的城市，而以陌生的心态去面对熟悉的人和事。